彭玉梅

斑驳的墙体也许正是古老城墙的遗迹。 梁姗 摄

    南宁从晋代大兴元年建晋光郡算起，已有近1700年的历史。因南宁东瞰浔梧，南控交趾（越南），西接云贵，北卫柳桂，控两江坐据咽喉之地，是南疆边陲重镇，坚固的城池便成为此地历代政府必修筑的建筑。

    南宁规模较大的古城墙有两处，一处是唐朝时期修筑的，一处是宋代建置的。唐城墙简陋，城基均为泥墙慈竹，现南宁还遗留有“古城路”“古城口”等地名。宋城墙为砖石结构，城墙高9.6米，宽为7米，明代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又增高1米，所以高度足有十米多，宽度为7米，足以在上面开汽车，十分雄壮可观。

    然而，经过几百年的风雨沧桑，邕州城墙多次崩塌，断墙残迹所剩无几，几无可寻之迹。出于对本地古文化的兴趣和儿时对城墙的模糊记忆，笔者在退休之年，与同道——南宁四中的李美德老师一起寻找古城墙的遗迹。

儿时印象结情愫

    时光倒转到我的童年，那里有我对城墙的最初记忆。

    我是在共和路长大的，小时候“东门”“南门”“北门”“仓西门”等地名烂熟于耳。后来，我进了共和路南段小学读书，学校右面和后面靠着城墙，我们这些小学生玩性未改，每日学校一放学，便像脱缰的野马，一蜂窝地向城墙上冲去。

    那时的东门和观音阁一带残存的城墙还未拆，正是我们玩耍的乐园。东门城墙就像一座高高大大的黄色的“山坡”，“山”上长满野花、野草、野果，有带刺的粉红色玫瑰，有紫色的蔓生牵牛花，有迎风摇曳的芦苇，还有一种色彩斑斓的五色花，花冠伞状，因摘时会散发出一种独特气味，因此又叫“臭花”，但据说它有消炎、去湿、解毒的药用价值。我们这帮孩童最爱折芦苇当马鞭或刀剑，挥动着你追我打，好不开心。有时，我们也扑蝴蝶、抓蜻蜓，男孩则翻弄城砖捉蟋蟀。

    那时，城内房屋都很低矮。站在高高的城墙上，城内外风景一览无余，城里大都是青砖黑瓦的房屋；城外则是水汪汪的一派田园风光。现在的民族大道、二中、民族广场，纬武路一带及东葛路区政府礼堂一带在当时则布满了鱼塘、莲藕塘、慈姑塘、蕹菜塘、西洋菜塘等等。三三两两的农夫、渔夫散落在田野上锄禾劳作。有时，还能远远听到农夫们唱平话山歌：

    真好笑，真好笑，

    风吹茅寮当吹箫，

    白日间有太阳照，

    夜晚间有月来朝。

    后来，听人说那些城墙外的片片濠塘、水塘其实是当年护城河的遗址，有它们的陪衬，更显出城墙的高耸。

邕江边修复好的邕州古城墙。（资料图片）

花甲之年寻旧梦

    正是出于这种自童年带来的对南宁古城墙深厚情愫，近年来，笔者不断翻阅资料，四处打听，追寻残余城墙的遗迹，古城墙的走线也渐渐在笔者心中明了起来：从今中山路中段的南城门口起，沿南环路延伸过来经金融大厦旁到市民生路9号电信电生通讯城旁，那里是东城门口；再经广西区机关汽车修理厂，折向工人文化宫电影场，那里是城北门口；再转望火楼向百货大楼经新华街，经水塔脚转当阳街，那里是西城门；转回南环路南门。古时候，南宁民间流传有“直城三里七，横城七里三”的说法，指的就是宋城墙的实际状况。城墙外围或据邕江天险，或挖掘护城河卫护。这样的格局与中原许多古城的格局相似，这也说明古邕州的文化与中原文化是一脉相承。

    一日，一个笃信基督教的友人邀我去中山路基督教堂做礼拜，她说：“那些教徒中有不少老南宁，在他们中或许会有你想要的城墙线索。”于是，我跟随她到中山路教堂，并由此认识了集富牧师，他明白了我的来意后，推荐我去找共和路基督教堂的梁保罗牧师。

    在共和路168号共和基督教堂里，笔者见到了84岁的梁保罗牧师。提及到古邕州城墙，两鬓斑斑的梁牧师缓缓地说：“我们教堂后还保留着一段城墙，你是否要去看看？”我听他此言简直不敢置信，随即跟随他走下弯弯曲曲的楼道，来到光线昏暗的地下小礼拜堂，再由小礼拜堂的后门来到了基督教堂的围墙旁。此时，一段长约15米，高约4.5米的墙体蓦然出现在眼前。斑驳的墙体沿着与地面成约80度的坡度修筑上去，一层层成梯田状，每间隔2.5米距离还修建有一个底座约40厘米宽、50厘米长的支撑柱，柱沿80度的坡度与墙体一起向上延伸。仔细观察，发现墙体的基脚内部用泥土充填，充填结实后，再继续在上面修筑。根据梁律师回忆，墙体旁曾经是个大濠塘，现在填平了在上面修建广西区机关汽车修理厂。而历史上，城墙外的泥土一般都被挖来充填城墙，如此，似可初步推测此为古城墙遗址。

    但让笔者疑惑的是，看似古老的墙体上却抹着一些水泥。梁牧师解答，这是因为这里曾有人依墙搭建房屋的缘故，现在房屋已拆，却留下了水泥痕迹。

▲古老墙砖类似邕江边宋城墙的砖。 梁姗 摄

多方寻访验“正身”

    在与梁牧师的交谈中，笔者又发现了一条线索。梁牧师给笔者介绍这座基督教堂的历史：教堂是在同治十三年六月十九日以华人罗焕然的名义，用白银150两向市民潘荣光、亲族潘国光，潘普光买下坐落于北门大街景贤坊（即今共和路，新中国成立前也曾称石牌坊）的房屋创建的。那么，潘家的后人是否也见过这段墙体呢？

    林洁芳老人现已84岁高龄，她的外婆正是潘家女儿，她们也曾居住过潘家大院。林洁芳确认笔者所拍的相片上的墙体正是年少时所见的城墙后，便介绍我去找潘家子孙潘佩琦先生。在一条小巷里笔者找到了现年88岁高龄的潘洗生和他83岁高龄的老伴雷雪琼，他们告诉我，当年潘家在共和路置有几间大屋，卖给基督教堂的只是其中一间。记忆中，潘家住宅紧靠城墙，城墙的模样和照片所现一样。当年，墙根下种有许多黄皮果、柑子等果树，潘先生的祖母有眼疾，但听觉灵敏，常守在墙下坐，谁进园偷果子吃，她都能听得出来，并用官话嚷：“有人又偷我的果子吃了。”

    之后，笔者又访问了一些考古专家，也有人指出，这段墙体的砖有些貌似过去邕江边宋城墙的砖。如此，笔者更确认这段墙体就是残存的古城墙，它能保存到今天，真是不容易啊。

    百年风雨，残墙尚能保存下来，我想除了基督教堂等员工的精心呵护外， 它所处的地理位置环境也是个重要因素。残墙被基督教堂与广西区机关汽车修理厂夹在中间，人迹罕至，无人打扰这段落寞的古墙。而且城墙在汽车修理厂这边的是内墙，是充填泥土的，泥土现在还保留有一米多高，从而它起到了一个保护墙基脚的作用，这大概也是古墙能长期保存下来的重要原因。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惊喜之余，笔者更希望人们来关注和保护这段古墙，保护我们这古老城市成长的每一个印记、每一个重要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