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的9月2日，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舰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庄严举行了接受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至此，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危害最深的战争终于落下帷幕，正义得以伸张，和平重归世间。

    60年后的今天，人类已进入二十一世纪，当年历史的见证者也年逾古稀。我们在这里再次整理与那段艰苦岁月有关的文字，通过历史中的点点滴滴，再次审视那场对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反法西斯战争，共同缅怀在这场战争中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的英勇事迹，共同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目的就是要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胜利的钟声是几时敲响的？

    1945年8月15日中午12时，日本天皇广播停战诏书，标志着抗日战争的结束——翻开今天的中学历史课本，上面都是这么写的。对于这个“定论”，云南昆明72岁的退休历史教师邱维骥提出质疑。这位在抗战时期度过童年的老人，20多年来埋头研究抗战史。他认为宣布抗战胜利的是中美英苏四国政府，时间也比日本天皇广播停战诏书早5个小时。

    抗战胜利的那一天，邱维骥记忆犹新。“那是1945年8月15日一大早，当人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中美英苏四国宣布日本政府已正式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整个春城顿时万人空巷，人们涌到大街上欢呼雀跃。”

    “我记得我听说日本人投降是8月15日早上，太阳刚升起来，不是中午。国内至今流行的说法是：1945年8月15日中午12时，东京广播日本天皇裕仁的《投降诏书》录音，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是不准确的。”邱维骥说。

    邱维骥认为，惟一准确的答案是：中美英苏四国政府磋商约定，于1945年8月15日早晨7时整（重庆时间），从四国的重庆、纽约、伦敦、莫斯科，用华语、英语、俄语，通过无线电广播，向战场敌我双方海陆空军队和世界各国播发内容一致的公告：日本政府已正式无条件投降。——这就是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四国公告”。

    中美英苏“四国公告”具有最高的国际权威性，空前的庄严性，语言文字确切明白，时间准确无误，范围覆盖全世界，一经宣布，战火停歇，全球一片激情欢跃，普天同庆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的伟大胜利，充分显示了中美英苏在事件全局中的主宰地位。

    邱维骥指出，如果以日皇8·15《诏书》来标志“宣布”，那么，就等于不承认四国公告“宣布”的有效性，就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刻比当天早上7时晚了5个小时，5个小时在大战中将意味着多少伤亡，这是不言而喻的。况且，按国际惯例，战败者可以乞降，而考核乞降的真伪，允准和正式宣布接受投降，则是战胜者的权利和荣誉。德国无条件投降就是由苏美英盟国正式宣布的，为什么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宣布权利竟要交给日本天皇呢？

以精锐之师威慑敌胆
——空运新六军到南京受降的原因

    尽管日本天皇8月15日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却拒不承认战败。直到8月17日17时30分，冈村宁次才不得不向蒋介石发出派员受降的复电。

    按照双方的商定，中日两军代表先在芷江接触。完成洽降事宜后，日军代表于8月23日返回南京。8月27日，以冷欣中将为首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官兵即飞往南京。当时的南京城，尚在日军、伪军的掌控之下。

    冷欣率领的官兵分乘七架美军飞机，于8月27日下午抵达南京。当天晚上，冷欣宣布成立前进指挥所。按当时“陆总”参谋长肖毅肃的主张，应俟中国军队的武力能确实控制南京后，才在该地举行受降签字典礼，并立即在该地区解除日军武装。

    “前进指挥所”人员斟酌研究后，决定将“陆军总司令部”设在黄埔路中央军校原址。于是命令该地原驻汪伪军立即迁出，并调来日军数百名，彻底整饰营房，铲除操场杂草。

    8月30日至9月5日，美械装备的新六军第14师(师长龙天武)、新22师(师长李涛)，陆续空运到南京。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罕见的一次空中运兵。

    驻南京的日军第六军十川次郎所属部队，被命令于9月6日之前，将南京的警备任务交予新六军。

    为何选调新六军空运到南京受降？8月17日深夜，在研究受降日军的最高层会议上，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美国人)提到，日本虽已战败，但仍然傲慢且不认输。新六军在缅甸彻底打败过日军的精锐之师，这对其很有威慑作用。因此，选派新六军进驻南京不仅时间快，而且可以扬我军威。

南京受降仪式俯瞰图

投降仪式为何选在舰上举行?

    1945年9月2日，同盟国代表接受日本投降签字的仪式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

    这个关系到世界大战结局的受降式，为什么选择在一艘军舰上举行？原来，围绕日本投降签字的仪式，以麦克阿瑟陆军上将为代表的美国陆军和以尼米兹海军上将为代表的美国海军之间，曾有过一场激烈的“荣誉争夺战”。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投降，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命令，任命麦克阿瑟为远东盟军最高司令，并授权由他安排这次受降仪式。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将军对此愤愤不平：“太平洋舰队在整个太平洋战争中扮演了十分突出的角色。如今在凯歌高奏中却让麦克阿瑟唱头牌，岂不让海军将士心寒。”

    他当即向华盛顿表示，如果美国政府不能以一种适当的形式在受降仪式上体现海军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他将拒绝出席受降仪式。

    这时，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给杜鲁门出了一个主意：由麦克阿瑟主持签字仪式，并以盟军最高指挥官的身份代表同盟国签字，而尼米兹代表美国签字，受降仪式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

    密苏里号是以杜鲁门总统家乡名字命名的美国最大战舰之一，曾参与过太平洋战争的诸多重大战役，立下赫赫战功。建议一提出，立即得到总统的赞许。谁知签字日临近之际，新的难题又出现了：按美军的规定，军舰上只能悬挂最高指挥官的旗帜，但麦克阿瑟与尼米兹两人军衔相同。有关人员煞费苦心，总算找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9月2日，受降仪式场面异常威严。战列舰的主桅杆上，一红一蓝两面将旗并排悬挂。红旗代表麦克阿瑟，蓝旗代表尼米兹。

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

美向日投掷核弹的台前幕后

    1945年8月6日，第一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爆炸。时至今日，日本右翼组织对于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及美国对其使用原子弹一事，仍然没有正确的认识，总想否认对外侵略的罪行。本文就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前后做一介绍，以便让人们更加清楚地了解那段不容忘却的历史。

    在科学家们的通力合作下，美国在1945年7月初制成了3颗原子弹，它们的代号分别是“大男孩”、“小男孩”和“胖子”。7月16日5时30分，一个比1000个太阳还亮的大火球在寒冷的沙漠上空升起。强光闪过之后，有的人笑了，有的人却哭了，但大多数人都惊呆了。从16日到21日，杜鲁门连续不断地收到原子弹“大男孩”试验成功的报告。

    美国不惜血本制成了原子弹，当然要派上用场。但怎么用，用到哪里？军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找到了必须迅速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3个理由：一是减少伤亡。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对日军本土作战，将损失20万人左右，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认为甚至可能多达100万人。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美军的伤亡，是美国最关注的问题。所以，包括杜鲁门在内的美国高官更愿意使用原子弹。

    二是对日本施以强大的心理压力。1945年7月28日，针对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日本首相铃木表示：“本国政府……除了完全不予理睬并坚决把战争进行到胜利结束以外，别无他途。”为此，美军方高层一致同意：应对尽可能多的平民和日本最高决策当局造成极其深刻的心理影响，必须选择一个有军事、政治双重价值的大城市，并且防止日本用盟军战俘作盾牌。1960年，曾任驻日盟军最高司令的麦克阿瑟承认，“1945年使用原子弹从军事上讲没有任何必要性”。可见，向广岛和长崎这样人口密集的城市进行核打击，美国希望达到的主要目的是心理震慑，让日本彻底放弃抵抗的念头。

    三是威慑苏联和其他国家。杜鲁门急于想赶在苏联参战之前使用原子弹，是为了成为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以便日后在解决东亚问题时掌握发言权。杜鲁门认为，使用原子弹就可以完全独立地结束远东战争，不需要依靠苏联。7月24日，波茨坦会议中，当杜鲁门以非正式方式向斯大林提到：“美国已拥有一种具有空前毁灭性能的新式武器”时，斯大林冷淡地对杜鲁门说：“希望能好好利用它来打击日本”。鉴于斯大林的这种冷淡态度，美国决定迅速使用原子弹，希望轰炸能够“使苏联变得更好说话”。

    7月30日，杜鲁门总统发布命令：鉴于日本政府拒绝接受无条件投降，美军可在8月3日以后，在天气许可的条件下，立即在日本的广岛、小仓、新潟和长崎四城市中选择一个目标，投掷特种炸弹。

    战后，人们对使用原子弹问题产生了激烈争论，尽管至今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仍不统一，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如果日本不发动侵略战争，原子弹就不会落在广岛和长崎的上空。

向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的美国轰炸机“埃诺拉·盖伊”号

贪 心 不 足 蛇 吞 象
——日本拓国战略及河豚计划用心险恶

拓国战略：产下日本遗孤

    为了真正占领中国，日本移民东北，使伪满洲国真正成为日本领土，除向中国派来军队之外，日本政府还招募了大批人员向东北移民。据不完全统计，自在“爱川村”开始移民实验至战败投降，30年间，日本向中国派遣的“开拓团”总数达到860多个，实际移民数10.6万户，共31.8万人，侵夺土地152.1万公顷。

    “开拓团”强占或以极低廉的价格强行收购中国人的土地，使500万中国农民失去土地，四处流离或在日本组建的12000多个“集团部落”中忍饥受寒，其间冻饿而死的人无法计数。

    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即开始向我国东北地区移民。1915年的“爱川村”实验则揭开了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侵略的序幕。“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更制定了从1937年起20年内移民100万户500万人的庞大计划，这个移民数字相当于当时日本人口总数的1/8。截止到1945年，日本向中国派遣的“开拓团”总数达到860多个，实际移民数10.6万户，共31.8万人，侵夺土地152.1万公顷。

    但随着日本的惨败，这部分担负着拓国使命的日本人被仓皇撤退的军队抛弃，在战乱中伤亡惨重。

    中国政府和人民善待了这部分弃民，不但将幸存者遣返，一些无力回家者还被中国人收养，从而产生了一个特殊群体：日本遗孤。

河豚计划：阴谋最终破产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为加强殖民统治，日本政府掀起了向中国东北移民的高潮。在组织日本移民的同时，他们还秘密制定了利用犹太资本来建设“满洲”的河豚计划（也称河豚鱼计划），企图将大批欧洲犹太人移居到我国东北。

    随着战争的不断推进，日本国内劳动力资源日益枯竭，因此移民人员不足，加之日本虽然扶植溥仪建立了“满洲国”，但他们深知广大中国人民是抗日的。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便将目光投向了欧洲的犹太人，此时法西斯德国正大肆驱逐犹太人，于是日本政府便启动了新的移民计划——河豚计划。

    当时，日本的一些犹太问题专家提出吸引犹太人资金，通过犹太人的影响使美国不对日本开战，以实现打胜侵略战争的设想。随后，“犹太问题专家”安江仙弘等人提出了有关犹太移民的详细计划。同年，日本外务省批准了这一计划，并将其命名为河豚计划。因为日本人一直喜爱食河豚鱼，但河豚鱼必须经专职厨师去掉有毒部分才可以食用。这项计划如此命名，意为经过日本改造过的犹太人，就像是去毒后的河豚鱼，对日本的侵华是有好处的。1938年12月5日，日本内阁召开了“五大臣会议”，就河豚计划达成了一致意见。

    20世纪初，2万余名犹太人以亚伯拉罕·考夫曼医生和吉塞廖夫拉比为领袖，在哈尔滨建立了完整的犹太社区，与当地人和睦相处。为了实施河豚计划，日本外务省间谍安江仙弘以结交朋友为名，开始与考夫曼等人取得联系。在日本人的鼓励和同意下，1937年12月，第一次远东犹太社区会议在哈尔滨马迭尔旅馆召开，侵华日军头目樋口喜一郎在会上大谈日犹友谊并向犹太人提出寻求帮助的要求。

    然而，日本政府大肆吹嘘的“优待”犹太人的行径并没有完全蒙蔽世界其他各地的犹太人，美国犹太人大会主席斯蒂芬·怀斯拉比就是其中一位。他在寄给其他国家的犹太人领袖的书信、文章以及讲道中，一直在不断谴责日本的罪恶侵略。

    1939年底，形势发生了变化，虽然此时希特勒灭绝所有欧洲犹太人的计划还没有被外界知晓，但受到迫害的大批犹太人开始离开欧洲，相当部分涌入了中国，这让在华的犹太人感到了生存压力。1939年12月，在中国的犹太人向日本政府提议，要求限制欧洲的犹太人继续进入中国。与此同时，日本寻求世界犹太人支持侵华战争的努力不断碰壁，尤其是在美的犹太人组织旗帜鲜明地拒绝了日本政府的要求，并写出了许多反日的消息报道。这让日本人深感恐惧，认为两地的犹太人正合谋阻止河豚计划的实施。1940年7月，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缔结了军事同盟。日本企图用犹太人统治中国东北的阴谋彻底破产。

当时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人

拓国战略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东宁要塞是二战最后战场

    ８月３０日，来自中国、俄罗斯、日本的近百名专家学者齐集黑龙江省东宁县，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者在亚洲构筑的最大的要塞群——东宁要塞进行研讨。

    １９３３年１月１０日，日军侵占东宁县，最多时进驻的日军达１０万余人。１９３７年，日军建成的东宁要塞群有地下要塞１０多处，所占土地正面宽９０多公里，纵深５０多公里。每一处地下要塞都有升降井、士兵室、集结室、防毒门、炮室、指挥所、通气孔、包带所等。每个地下要塞还有上百个永备工事。当年被逼迫修筑要塞的中国劳工达１７万人，要塞建成后，中国劳工大部分被杀害。

    据中、俄、日专家学者论证，东宁要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者在亚洲构筑的最大的要塞群，并且根据现有史料认定，东宁要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