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张冠年  实习生农慧娟 卢冲 文／图

    引子：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两次践踏南宁，大批南宁民众被迫流离失所，沦为难民。近日，本报记者寻访了两位当年曾经沦为难民的老人，倾听他们讲述那段苦难岁月里的苦难经历……

见证“难民证”

    7月22日，艳阳高照。华强路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一栋沿街的居民楼前，记者停下了脚步。记者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找寻居住在这栋楼的一位老人手中珍藏了60多年的两张“难民证”，两张见证了侵华日军暴行的“难民证”！

“难民证”唤起苦难回忆

    上了三楼，迎上前来的是一位满头银发的阿婆。阿婆姓梁，今年74岁。梁阿婆将记者一行引进屋后，马上转过身回房取出一个橘红色的小盒子，一边打开盒子一边用地道的南宁白话说道：“日本鬼子当年真的害惨了我们一家……”

    盒子里收藏着的正是记者要寻找的两张“难民证”。这两张“难民证”用白色的粗麻布制成，尽管历经几十年沧桑，仍保存得完好无缺，上面用毛笔书写的字迹仍然清晰可辨。记者看到两张“难民证”上用蓝色粗线制成的旧式表格内印有“赈济委员会运送配置难民田东总站发给”的字样，以及持有者的姓名、年龄、籍贯、证件编号、发证日期等基本情况，只是当年发证机关的红色印章经过岁月的洗涤，已变得模糊不清。

    看着手里的“难民证”，睹物思人的梁阿婆喃喃地提起自己的母亲：“这两张‘难民证’中，有一张是我自己的，另一张是我妈妈的。妈妈就我一个女儿，在我出生没多久，爸爸便被捉去当壮丁了，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回想起那段苦难的日子，梁阿婆感慨不已。1939年冬，日本侵略者进犯南宁，为了躲避日军的炮火，当时只有8岁的梁阿婆跟着母亲慌忙收拾好行囊，随时准备离开南宁。“当时，我问妈妈，我们准备到哪里去？妈妈怔了一下，也说不出个地名来，只说去日本鬼子打不到的地方……”梁阿婆回忆说。

乔装打扮走上逃难之路

    带着一片茫然，梁阿婆和她的母亲开始了第一次逃亡生涯。那一天，梁阿婆和母亲拎着一堆行囊从家里匆匆出来，跟着20来个素不相识的人一起逃往市郊的心圩、大塘一带。昔日的情景如今仍历历在目，梁阿婆说：“没出门之前，当时才20多岁的妈妈特意用泥土和着炭灰把自己的脸涂黑，然后再用头巾包住头，硬是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妇人，我自己也被打扮成男孩子的模样。”

    梁阿婆告诉记者，其实，当时几乎所有的妇女都是这样打扮后开始逃难的，“这主要是为了不让鬼子抓去，因为鬼子喜欢抓年轻妇女和强壮的男青年”。

    在逃难的路上，尽管一百个小心，梁阿婆母女还是让日寇给撞上了。梁阿婆母女在心圩、大塘等处的亲戚家住下没多久，很快就遇上了日寇进村扰民。“日本鬼子进村以后，疯狂地抓人，为了不让鬼子逮住，有的村民便钻入稻草堆里躲起来，心狠手辣的鬼子察觉后便用刺刀向草堆里刺，很多村民就这样被刺伤刺死，那场景真是惨不忍睹……”提起日寇的罪行，梁阿婆十分愤怒，而最令她心有余悸的，莫过于那次被日军追赶的情景。“一天，日军又进村里扫荡。当时日军又抓人了，并当着我们的面将一位壮年男子活活杀死。我母亲看到日本鬼杀人以后，惊慌不已，立即拖着我和众人一起逃跑。见我们逃走，八九个日本鬼子便穷追猛赶。当我们十多个人一路猛跑时，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在慌乱中被重重地绊倒在地，追上来的日本鬼子抓住她之后，才停止了追赶。”

    “那位姑娘救了我们，但是她却惨遭日军轮奸……”说到这里，梁阿婆两眼湿润了。

几度逃难难觅安身之处

    逃脱了鬼子的魔爪后，梁阿婆便跟着母亲和那些一起逃难的村民沿着小路战战兢兢地往田东方向逃。历尽千辛万苦，梁阿婆等人一路饥肠饥肠辘辘地经坛洛乡步行至隆安。到了隆安，众人仍不敢停留片刻，立即坐船去田东。

    上了船后，大伙本以为一连几天忙着逃难，这会儿终可以安心歇息了。可船刚启动没多久，上空突然出现日军的飞机，日机低空盘旋了一圈后，突然朝地面猛烈射击。“当时的船还是要人在河边拉着的，飞机里的日军用机关枪向岸边的纤夫们狂扫，鲜红的血不断地流进河里……”这血淋淋的场面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梁阿婆脑海中，每次一想起，都令感到她毛骨悚然。

    一路提心吊胆到了田东，梁阿婆的妈妈从当地政府领回了两张“难民证”，就是这两张“难民证”让梁阿婆母女俩在田东度过了一段相对安定的日子。“‘难民证’可以证明我们是逃难来的，就像身份证一样，有物品发放给难民时，可以用它来领一些米之类的东西……”梁阿婆一边抚摸着这两张粗布做的“难民证”一边对记者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地方住，几十个难民就挤在圩亭里过日子。这样的情况下，没有‘难民证’就更难生活下去。”

    “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这两张‘难民证’救了我们母女俩，所以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将它们收藏好。后来，听说日本鬼子离开南宁，我和妈妈才乘船回到南宁。”梁阿婆回忆说。

    梁阿婆和母亲回到南宁后，发现遭鬼子实行“三光”政策后的南宁一片狼藉，满目疮痍，根本找不到自己原来住的地方！为了谋生，在亲戚的介绍，母女俩不得不离开南宁前往桂林，到一个烟厂干活。在烟厂里，母亲卷烟，女儿包烟，母女俩的生活虽清苦，可倒也算过得安宁。然而，好景不长，1944年，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再一次烧到了广西，桂林被轰炸，梁阿婆母女俩的住处被烧毁，母女俩再度流离失所。

踩着死尸继续逃难求生

    “当桂林城火光冲天、炮声隆隆的时候，我们还没能逃出桂林。”梁阿婆说，当时逃难的人很多，她和妈妈在逃难中几次被人群冲散，好不容易母女俩都爬上了那趟开往南宁的火车。“当时，那趟火车一天才开出一个站，何时才能到南宁谁都无法预料。由于火车上人物混载，拥挤不堪，就连车顶也堆着一米多高的货物，我和妈妈只能坐到车顶的货物上。火车过山洞时要是不注意，整个头就会被洞顶给铲掉，身首分家了。”

    祸不单行，一天夜里，行进中的火车在苏桥附近突然停了下来，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是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阵阵恶臭，梁阿婆母女俩又惊又怕地度过了漫漫长夜。天亮的时候，梁阿婆看到的情景让她终生难忘：“大家下了车才知道，原来是前面的那趟列车出了事故，烧着了，满地死尸横七竖八，有的被烧焦，有的残缺不全，空气中全是血腥味，让人喘不过气来。”

    “由于尸体还没有人来收拾，我们下了车后，发现前面的路堆满了死尸，根本就没有地方可走，我们只能踩着死尸向前跑。”而最令梁阿婆难以置信的是，在这死人堆里，竟有新生命的诞生，“当时车上有位临盆的孕妇，因在逃难时动了胎气，只能在满地尸体上生孩子。七八个人把孕妇一围，孩子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生了……”

    “精神上的折磨让我们几乎崩溃，而一路上还要忍饥挨饿，没有吃也没有喝，逢人便问有没有东西可以充饥。后来，经过多次辗转，我们母女逃到了崇左的一个山洞中，直到南宁解放后才回来。”梁阿婆回忆起这段不堪回首的日子时恨恨地说，都是可恨的日本鬼子造的孽！直到现在，她的脚上还有当年逃难时留下的伤痕，每每回忆起这段辛酸的往事，她脚下的伤口总会隐隐作痛。

    “无论如何，我都忘不了那段血泪史，我也想让我的后人知道那段艰苦的岁月，因此，我要收藏好这两张‘难民证’，这是记录日本鬼子暴行的铁证！”梁阿婆说。

寻访“难民所”

    听闻沙井镇乐贤村在日军来犯前，曾设有一个专供附近地区民众躲避日军用的难民所，记者便专程赶赴乐贤村探访。可惜，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个难民所如今已荡然无存。

悲惨往事仍历历在目

    乐贤村原党支部书记、现年80岁高龄的黄法堯老人告诉记者，乐贤村中心的一个池塘边原来有个祠堂，该祠堂便是当时的“难民所”了。但现在的池塘边只剩下一块长满杂草的空地，微风轻拂而过，高长的青草轻轻晃动，草丛的间隙中，隐约可见一些零星的瓦片和残缺的砖块静谧地躺于杂草之下，似乎默默地诉说着往事。

    提起这块空地上曾发生的事，黄法堯老人告诉记者，南宁沦陷前，沙井镇乐贤村一带的村民陷入了极大的恐慌中，“起初，村里的200多人都躲避到祠堂里。以后，随着战火不断扩大，各地难民源源不断地涌来，这个祠堂便成了名副其实的难民所了。当时，村长在祠堂门口挂了一块木匾，上面刻着‘难民所’3个大字，难民所就这样成立了。”

    老人说，当时因为逃难的人太多，而祠堂容量有限，来得比较晚的难民就只能在祠堂的弄堂口、人行道上栖身。有时，难民所里拥挤到连睡觉都不能翻身。再后来，走廊、通道、阳台、楼梯都挤满了难民，最多时达500多人。

    “刚开始，难民所日供两餐，但由于难民越来越多，储粮很快所剩无几，只能靠社会人士和慈善机构的救济，因此，难民们经常忍饥挨饿。由于饥饿、寒冷与疾病交加，许多体质较弱的难民生了病，由于得不到医治，最终丢了性命。”老人回忆道。

    对于当时的情景，老人至今仍历历在目：“原本难民所里一天只有一两个人死去，大伙还可以用担架将尸体抬出去。后来死的人越来越多，就只能用‘猪笼车’运走了。”沙井一带遭日军进犯后，难民所里常有难民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死亡，为此，年少的他还当过抬尸工：“当时我们忙个不停，还是抬不完那些尸体。尸体太多了，只能在附近的沟渠里草草掩埋。”

铁蹄下的“人间地狱”

    黄法堯老人还告诉记者，难民所成立后，刚开始还平安无事，后来被日军发现，他们就到这里烧杀淫掳、为所欲为。日军动辄严刑拷打难民，难民稍有反抗就将其用刺刀活活刺死，或将难民抓到烈日下，蒸晒而死，不然就用难民当活靶练，手段极其残忍。“有时丧心病狂的日寇还放狼狗咬难民，难民所简直成了‘人间地狱’”。

    “在难民所里，许多年轻的妇女还惨遭日军的蹂躏。”黄法堯记得有一天夜里，难民们刚刚躺下欲睡觉，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划破黑夜的寂静，几个大胆的村民悄悄地顺着哭声的方向找去，后来他们看见在一片空地里，3个鬼子正在撕扯一名妇女的衣裳，妇女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丝毫没有让鬼子停止罪恶的行径。而在妇女的旁边，一个年约4岁的孩子坐在地上嗷嗷大哭。就在这时，1名鬼子把刺刀插进孩子的胸膛，妇女看见自己的孩子被杀，突然停止了喊叫和挣扎，咬舌自尽了。“这些都是偷偷跑去看的村民回来时和我们说的，真是惨啊！”

    “日军一次又一次地进村扫荡，一次又一次地对难民们施暴，令惨遭日军摧残的难民们再也不敢栖身于这里的难民所，于是他们趁日寇出外‘扫荡’时，或躲进深山老林里，或继续逃亡，投奔设立于其他地方的难民营。而由于日本鬼子在我们村里犯奸作科，村里人自知在村里无法过下去，便纷纷收拾包袱，举家逃亡，从此亦沦为难民。”老人告诉记者，当时，他们一家也随村民们一起举家流亡到江西镇藤村等地。

命悬一线的逃亡生涯

    想起那段逃亡经历，黄法堯老人唏嘘不已。那是1940年初的一个深夜，黄法堯一家与村里的老幼妇孺一起，带上粮食，拎着家里值钱的东西，担锅挑米，纷纷逃难。大伙此行的目的地是江西藤村。

    “一路上，大人、小孩、老人，只知道拼命地往前赶，有人走不动了，大伙就抬着走，因为大伙担心如果有一人掉队，让日军抓获的话，就会暴露整个逃亡队伍的行踪。”黄法堯回忆说，“那时候，大伙一路都不敢高声说话，惟恐惊动日军。”

    “第二天拂晓，大伙马不停蹄地赶，终于到了藤村，暂时栖息于那里的难民营。但是，大家很快意识到，逃亡并不能根本解决生存的问题。”老人说，到了那里后，村民身上所带的粮食很快就吃完了，而当时国民政府给予难民的生活补助几乎于无。

    “为了生存，部分村民又不得不冒死重新返回村里。而一些不愿回村的难民，偶尔也被迫回村取粮食，然后再走。村民们这种逃亡求生的方式，更惹怒了日寇，只要一发现村民们偷偷回来取粮食，他们便拉去残杀。此时的村里，笼罩着恐怖的气氛。此后，逃出去的村民在日军盘踞沙井期间，大都不敢回来了……”老人说。

    回忆起当年的苦难岁月，黄法堯老人告诉记者，他希望年轻一辈牢记前人教训，“努力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不再让这样的悲剧重演”。

当年不愿逃难的民众协助中国军队毁路阻敌。

梁阿婆向记者出示自己收藏了几十年的“难民证”。

梁阿婆及其母亲当年的“难民证”。

梁阿婆当年逃难时留下的伤疤。

当年日军入侵前梁阿婆一家原本安安乐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