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刘伟盛 文／图

一 封 信

    讲述人：林光辉，男，79岁，现居住在南宁市人民东路小学

    这是一颗穿越了68年的时空隧道，在记者内心深处轰然炸响的炸弹：79岁老人林光辉来到报社办公室，怀中的手稿尚存体温。在这篇题为《报仇雪恨》的手稿中，记者看见“四架鬼子轰炸机一轮接一轮扫射和轰炸……吓得我们这帮小同学抱成一团……”

    是什么让68年前的梦魇延续到今天？11岁，本应是一个无忧无虑，花团蔟锦般的年龄，却被埋葬在日军轰炸过后的满街残砖断瓦，以及亲人的哭泣声中。血色的童年，教人如何忘却！

编辑同志：

    今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在庆祝胜利的同时，我不禁回忆起当年日本侵略者不仅空中轰炸恐吓老百姓，还在地面施行烧、杀、抢的“三光政策”，使我一无所有，无家可归，背井离乡。我做梦都想报仇雪恨。

    记得1937年，我11岁，刚考入上思县立高级小学就读。当时，日本人从北部湾登陆后，飞机天天到上思县城上空盘旋、侦察、当地居民无安宁日。一天，警报声响起，学校的师生和附近居民马上躲起来。一刹那，4架鬼子轰炸机从北海方向飞来，然后机关枪和炸弹一轮接一轮地扫射和轰炸。枪弹似乎总在我头顶上炸响，尤其是被炸断的树木和倒塌的建筑物像雨点一样，不断落在我们面前，飞机声、枪弹声、房屋倒塌声交错在一起，吓得我们这帮小同学抱成一团。我们不敢出声，也不敢动一下，直到敌机飞走后仍恐惧万分，心神许久才能安定。这是日本侵略军给我留下的恐怖印象。

    日寇在空中轰炸后，地面的骑兵、步兵接踵而来。日军先头部队扫荡、占领了上思县城，还打到我们老家的村子。老老少少连家当也顾不上拿，争先逃到附近的深山中避难。谁知，道路早被日军封锁，有的村民已倒在日军枪声下。我的堂伯爷也中弹受伤。我爸和村民加入救护队，投入到抢救伤员的行动中。我妈很担心我的安全，始终呵护着我，沿着左江边躲来躲去，直到躲到深山才喘过气来。日寇的血腥罪行就出现在我面前，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逃到山里后，村民都挂念家里，偷偷爬到山顶观察。有人说，鬼子到了某某村；有的猜，冒着团团黑烟的地方好像是我们村，那边是你家，连着的是我家。大家你猜我猜，越猜越烦。其实，烧的不止“你家我家”。到了第三天，鬼子跑了，大家欢喜地回到村子，却看到数十间房屋被日寇烧光，片甲不留。只见堆堆烂砖碎瓦，房屋成了废墟。我家是竹篱笆结构，全部烧成灰烬。

    没有经济能力的村民，屋地只能丢荒，流落他乡。我无家可归，无田无地，随即失学。这是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留下的仇恨，我们一定要雪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读者 林光辉

一 首 诗

    讲述人：黄学立，男，82岁，现居住在南宁市五一西路翠湖新城

    82岁的黄学立老人是南宁市诗词学会会员，他说憎恶昔日日军的侵华罪行，“特意作诗一首，以言心声”——

    日寇侵华罪恶多，狂轰滥炸血成河。三光政策无人道，战败投降不改过。美化侵吞改历史，迷恋战犯学妖魔。妄图混入安理会，斩断魔爪莫蹉跎。

    1923年6月的一天，广东罗定素龙镇艳阳高照，天气热得让趴在树阴下的懒狗吐着长舌。母亲在一阵痛楚挣扎后，黄学立呱呱坠地。

    82年后6月的一天，记者见到了黄学立。这个饱经风霜的老人告诉记者，他15岁父亲去世，此后跟随大哥投奔到南宁做生意的堂叔，做了个小学徒。“刚来南宁第二年，又不得不离开。昆仑关大战打响前，大家都逃命了，鬼子的‘三光’哪个不怕？我逃了两次（指南宁沦陷两次），最怕鬼子飞机轰炸。”说话间，82岁的黄学立用毛巾擦了擦脸，努力帮助记者“拣”回些许残留在记忆深处的历史片段：“鬼子飞机轰炸后，屋子塌了，人也死了，真残忍，很多市民都忙着去救人救火。我堂叔店铺里的布匹全没了，剩下来不及运走的也被鬼子抢走。”

    接下来是一段时间的沉默。

    老人拿起桌面上一张当天的《参考消息》，指着《小泉不应煽动国粹主义》的头条，愤然地说：“侵略他国怎成了日本‘内政’？尊重战犯而不尊重被侵略的国家人民的感情，连最起码的礼貌都没有！”

    说到激愤处，老人随口吟诵出前文的那首诗。也许，苦难的记忆并不会与人一起苍老……

黑 色 烙 印

    讲述人：黄定华，男，75岁，现居住在南宁市上林县城

    弱肉强食并非动物的专属。一旦力量的天平出现倾斜，赤裸裸的人杀人就会出现了。当斗兽场里角斗士们手持利刃互相残杀的时候，高台上古罗马嗜血的王公贵族充当了无情看客；当手无寸铁的亲人倒在侵略者屠刀下，杀人者嘴角的狂笑抹杀了人与兽的鸿沟。看到祖母倒在血泊中，我想年幼的黄定华一定无法回过神来，同样是黑头发黄皮肤，为什么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了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

    直到现在，他对祖母之死还是一片黑色的印象。60年了……

    黄定华原籍广西宁明人，老家在中越边境线上的爱店镇。抗战末期，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占领了他的家乡。他的祖母就惨死在日寇的枪下。

    “中越边境的宁明等地都陷落了，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爱店对面是越南的峙马屯，当时驻守着法国殖民军。双方边民平时友好往来，爱店的群众要求法军帮助对抗即将到来的日本侵略军，法军说法国没有对日宣战，一口拒绝了。为了躲避日军空袭，边民都跑到法军营地，看到法国三色旗，都以为平安无事了。”黄定华回忆说。

    “日军打到爱店，国民党军早已逃之夭夭，结果大家也四散逃亡。我祖母死也不肯逃跑，说日本人也是人，也有父母兄弟姐妹，她手无寸铁，要留下来看家（我家开酒坊，还有十几头肥猪）。鬼子占领了爱店，挨家挨户搜查，把我家里的酒一桶桶拿来洗马。祖母很心疼，刚劝告两句，日寇连开3枪。爱店来不及逃走的老人还有陈广记等四人，也被杀害了。爱店对面的峙马屯法军不堪一击，挂起白旗，做了俘虏。”

    “爱店的地下党号召大家有刀出刀有枪出枪，组织群众自卫，结果日军龟缩到峙马屯，不敢越雷池半步。”

“白色”记忆

    讲述人：孟庆海，男，77岁，现居住在南宁市民族大道市直第三干休所

    这一阵子，孟老原本安静清闲的离休生活变得忙碌起来。他应约为广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写点材料，因为他是一名新四军老兵。

    参加新四军那年是1943年4月，孟庆海刚14岁半，怕当不了兵，多报了1岁半。他说，日本鬼子在安徽家乡无恶不作，乡亲遭受苦难，参军是为了上前线打鬼子，为穷人报仇。

    想上前线没上成，孟庆海当了看护兵。“白色”的记忆跟随他，跨过长江，翻山越岭，直到边陲南宁。

    环境变了，沉淀在内心的两种“白色”没变。那是参军前日寇的“白色恐怖”，还有当上新四军看护兵后的“白衣风采”……

复仇的种子萌芽

    孟庆海10岁那年，鬼子杀进村了。

    “1938年夏的一天，日伪军500多人从安徽定远县城向永康镇、青山乡等村镇扫荡，实施臭明昭著的烧光、抢光、杀光‘三光’政策，民房全被烧毁，鸡鸭猪羊一只不留。鬼子用刺刀串着鸡烤着吃，那些来不及逃跑的姑娘媳妇也遭了殃，共有20多名妇女被鬼子强奸。我三爷爷的女儿，也就是我姑姑，小名叫青芝，才18岁，鬼子进村她来不及躲藏，用被子蒙头装睡觉。被鬼子发现后，可怜的姑姑遭到了轮奸。我们回到村里，姑姑披头散发地坐在地上痛哭……第二天半夜，姑姑含恨上吊自杀了。此后，一听说鬼子老扫荡，妇女们都赶紧用锅底灰往脸上抹，为的是免遭鬼子的蹂躏。我姑姑去世那天，我就暗下决心，长大后当兵打鬼子，为姑姑报仇。”

    孟庆海老人回忆说。“真是祸不单行，鬼子扫荡第五天，我父亲就被日军拉去当挑夫。我们都知道，凡是被拉走的能回来是极少数人，大部分都被日军杀害了。父亲被抓走后，母亲整天不吃不喝，呼天喊地，以泪洗面。一天夜里，她跑到村后一个叫后沟塘的地方投水自杀。我还小拉不住母亲，叫了村里人才把母亲救上来。当时，乡亲们劝我母亲，看在家里两个孩子的分上你不能死，万一你丈夫回不来，谁把孩子拉扯大。母亲这才断了自杀的念头。想不到的是，有一天天刚黑，父亲竟突然回来了，全家四口人激动得抱头痛哭。听父亲说，被抓后，鬼子朝蚌埠方向扫荡，走得慢一点，日军就用大头皮鞋踢人，或用枪托打。父亲边走边想着逃脱的办法，走到大金山天快黑了，山沟里人烟稀少，父亲借口小便乘机就跑。刚跑出一百多米，日军发现了，连打几枪。万幸的是天黑，父亲没被打中。我们看见父亲身上、大腿四处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

当兵要当新四军

    “半年后，新四军解放了我们家乡，过上了太平日子，人们都欢天喜地。我们看到新四军爱护老百姓，不打人不骂人，帮群众打扫卫生，帮挑水，帮抢收抢种。村里的王大爷说，从没见过这么好的军队。‘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驻在定远县，有时部队来到我们村，教我们青少年唱歌，像《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歌。儿时的我就认识到新四军是为我们穷人抗日打鬼子的。1943年4月，我瞒着家里跑到新四军二师六旅卫生部驻地词堂杨，报名参了军，进了看护班。主要任务是看护伤病员，打水送饭，给重伤员喂饭、洗脸、洗澡、端便盆等。晚上值班和医务人员一手提马灯，一手提水壶巡查病房，有时伤员多忙不过来，我也去给轻伤员包扎、换药。”孟庆海老人回忆说。

    “六旅卫生部部长郭光华是老红军，出身中医世家，是新四军卫生系统有名的‘郭二刀’，疑难重伤员的手术都是他亲自主刀。1944年11月，国民党顽固派乘日伪扫荡之机，向定远县占鸡岗进犯。二师第一任师长张云逸亲自指挥战斗，经过6天激战，我军歼敌近4000人，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我们卫生部接受了500多名伤员，有一位叫罗大林的副排长，右胳膊负了重伤，受到严重感染，如果不及时截肢，性命难保。临上手术台，罗大林说‘郭部长，胳膊截肢了我再也不能上前线杀敌，成了没用的人，求求你不要截肢，把我治好重返前线’。郭部长安慰他说，虽然不能上前线，但还可以做其他适合自己的革命工作。一个多小时后，手术成功了，罗大林的性命保住了，我们含着泪把他的胳膊埋了。”

    “1945年4月，日本鬼子做垂死挣扎，向我津浦路西解放区侵犯，上级命令我们卫生部必须在３天内转移。第一天急行军１００多里，第二天又急行军１２０多里，大部分同志脚上都起了水泡。我们就烧水烫脚，用消毒针挑血泡。吃过晚饭后，六旅十八团派一个加强连护送我们过铁路。津浦路上每隔两里都有敌人的炮台。大约是晚上１０点我们过铁路，敌人向我们射击，加强连立即开火压制敌人火力。我们很快过了铁路，但是驮着２０匹绷带的大白马中弹倒地。郭部长命令通讯班把绷带抢回来，我也参加了，每个人扛一匹绷带，走了十几里地才停下来。绷带抢回来了，但大白马却牺牲了。部里的老同志告诉我，大白马在卫生部已经8年，为保卫解放区出过力，为革命献身，在功劳簿上应有一份功劳。后来到了洪泽湖边高良涧驻下休整，几天后新四军召开卫生系统表彰大会，因为把宝贵的绷带抢回来，通讯班荣立三等功，我也荣立三等功。当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自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立功受奖，怎能不激动呢？”

忆往昔艰苦岁月

    “1944年大扫荡，我们不得不紧急疏散，每个白衣战士负责三到四个伤病员，隐蔽在老百姓家。当时日伪封锁，医药奇缺，只有少量红贡、碘酒、抗菌素、阿司匹林等等根本没有。看到我们的战士因为破伤风感染，全身痉挛，痛苦的样子，我们心里像针扎一样痛，却束手无策。有时连简单的生理盐水都要自己制造，我曾亲自收集盐碱土放在锅里煮，反复几次熬出盐水，再经过消毒，才能用来清洗伤口换药。”

    孟庆海回忆起当年宋庆龄支援新四军的一些义举：“新四军药物匮乏的局面得到了缓解，宋庆龄积极为新四军购买、筹集医药，然后通过潘汉年的秘密地下渠道运到师部，再由师部分配到各个旅。拿到手上的抗菌素、消炎药挽救了很多战友的生命。”

    新四军的后勤供应也是十分险峻。“反扫荡的时候，两三天吃不上东西是常事。我们把炒好的黄豆和大米装入布袋里，就靠这些干粮挺了过来……”

日军暴行点燃了反抗的“火药桶”，图为当年中国军民积极备战的情景。

投入抗战前线的中国军队当年战前集结的情景。

沉浸在昔日烽火岁月中的孟庆海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