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张冠年/文  黄灿全/图

    ●引子：南宁沦陷时，日寇在南宁犯下的暴行令人发指，有一段史料这样记载：民国二十九年夏历元月二十八日深夜（1940年3月6日），日寇“以机枪扫射而死，三十余众同时就义”。之后，“沙井乡诸君子以黄草坪芊芊，白骨垒垒，谁家骸骨，混淆莫辨，无法分畀其属以奉祀，为慰忠魂于地下，计因提倡醵资收殓择地合葬于黄章岭之阳，并将在沦陷期前后死难义胞八十五人，同勒其名于墓碑，以垂不朽”。这座墓便是记载着日军暴行的“千人坟”。

血腥往事不堪回首

    “我料到你们会来的！”6月18日下午4时许，面对突然到访的记者，黄法堯老人并不感到诧异，似乎我们的到来，在他眼里是一件必然的事。“是该来的，我们不能够忘记国家曾遭受过的耻辱！”老人用苍老的声音自语。

    现年80岁的黄法堯原来是沙井镇乐贤村党支部书记，当年村子遭日军蹂躏时，他还是个十三四岁的小孩，但发生在村子的那幕惨剧，至今仍无法从心头抹去。年事已高的黄法堯老人行动仍很利索，在前往“千人坟”的路上，他一直走在前头引领着。

    “千人坟”离黄法堯老人所在的老村不算远，“就在村子对面不过六百多米的黄章岭。”老人说。穿过山谷下的两条铁轨，我们登上一座坡度不大的山岭，这便是黄章岭了。黄章岭，这片昔日沾满遇难同胞鲜血的坡地，如今长满了庄稼，一片绿油油。走过一块花生地，坐落在一棵榕树下的一座坟茔便跃入记者眼帘。“那就是‘千人坟’了……”老人低声说。

    坟墓占地不大，周围由一堵防护墙环绕着，直径约3米多的坟头圆圆地堆着泥土，萋萋青草覆盖其表，而坟前三块石碑巍然矗立，坟前中间的石碑上则清晰地铭刻着85位殉难同胞的姓名；右边的石碑则是南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于1996年2月1日所立，碑上的内容为“千人坟”简介；左边刻着“南宁市文物保护单位千人坟”字样的石碑则是南宁市政府于1997年5月所立。坟前的地坟堂用青砖砌成，或许是因年代已久，裸露在外的青砖已长满青苔。引人注意的是放在中间那块石碑前新鲜的祭品，“平日里，人们都会自发地来拜谒‘千人坟’，缅怀殉难的同胞。”老人解释说。

    惨痛的经历，总让人刻骨铭心，无法忘却。事隔多年，黄法堯老人依然对当年发生的浩劫记忆犹新。老人回忆道，1939年11月，南宁沦陷后，驻扎在亭子的日军常到沙井一带烧杀掠夺，无恶不作。“当时，由于日军天天出营扫荡，打家劫舍，强奸妇女，强掳挑夫，弄得民不聊生。沙井及其附近的居民，因受日寇的洗劫，便沦为难民，纷纷逃亡到我们村。”老人谈到，1940年初，日军进犯沙井一带后，他们老村的一个池塘旁边便成立了一个难民所，供逃亡到此的难民居住。可是很快，他们的村也住不下去了，因为日军已扫荡至此。

    “自从日军扫荡时发现我们村子以后，我们村便从此没有安宁过，几乎天天遭日寇的抢劫掠夺。日军每一次进村，见什么抢什么，村里值钱的东西，只要能拿的，他们都要抢，没多久，偌大的一个村子便被日寇洗劫一空。”忆起日寇的罪行，老人激动不已。令他更为愤懑的是，“日寇进村，能抢的绝不会放过，抢完之后，见到村里的妇女，便肆意侮辱；男的则强行抓作挑夫，为他们挑担抢到的东西，如有不从，便置之死地。”

    老人回忆说：“当时，乐贤村岭头坡有个年仅20岁的年轻人，叫黄有进，他因为患病而导致一条腿残疾。一次，在日寇进村抢劫的第三天，几个日本宪兵突然闯进他家，硬要黄有进为他们挑抢到的东西。因为腿脚不灵便，黄有进自知无法挑得动日寇掠夺到的村民的财物，便偷偷翻过一道断开的围墙逃走，结果被日军发现，一个宪兵立即追上前去，猛然抡起一条手臂粗的木棍劈头盖脑地向其打去，一棍将黄有进打倒在地后，丧心病狂的日寇见其还能动弹，便举起枪对准黄有进的头部，连开了两枪，致使其血流满地，脑浆崩了一地。”

惊天惨案历历在目

    “黄同泰……”黄法堯老人颤抖着用手指着指坟前中间的墓碑激动地说，这是座石碑上刻的第一个名字，“他是我们村人，他的死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

    从老人那因激动而不断抽搐着的布满皱纹的脸上，记者可以看出其内心的仇恨。“那时候黄同泰老人已68岁高龄，一次，日军进村掳掠过后，因之前村子里的牲口已被日寇屠杀逮捕殆尽，收获不大的日寇便叫黄同泰老人找猪等家畜。此时，已被抢空的村里实在难觅一只牲口的踪影。第二天，进村索要牲口的日军见黄同泰老人两手空空，不禁火冒三丈，不由分说便一把扭住老人的衣襟，强行将其拖至村里的一个鱼塘旁边。此时，丧尽天良的日军随手从路旁捡起一把禾叉，冷不防向老人用力叉去。老人一声惨叫后扑通一声跌入鱼塘。当时正是寒冬腊月，冷风刺骨，可心狠手辣的日军见鱼塘里的水只淹到老人的胸口处，便又残暴地用禾叉把老人的头部狠狠地压到水里，直到其不能抬起头后才狂笑着离去。而当乡亲们将老人从鱼塘里打捞上来的时候，黄同泰老人早已停止了呼吸。”

    “日本鬼子在我们村里作奸犯科后，村里人自知在村里无法再过下去，若再不走便有灭门之灾。于是，村民们纷纷收拾包袱，举家逃亡。”说到此，老人那深陷的眼眶中分明噙着泪珠。他告诉记者，当时，他们一家也随村民们一起举家流亡到江西藤村等地。

    想起逃亡的那段经历，黄法堯老人不禁唏嘘不已。那是1940年初的一个深夜，寒风凛冽，原本一片寂静的村里突然热闹了起来，那时14岁的黄法堯亦被家人叫醒。迷糊中醒来，看到家人那慌张的神色及那仓促着收拾东西的身影，黄法堯心中一凛：又出大事了？一问，才知要“走日本”（躲避日军的迫害）。一下子，年幼的黄法堯亦紧张起来，一骨碌地爬起来帮家人收拾东西，以备逃难。

    慌忙之中，趁着深黑的夜色，黄法堯紧随家人出了村口。到了村口，黄法堯才发现，原来要“走日本”的并不仅是自己家。村里的老幼妇孺，能走动的，大都带上粮食，拎着家里值钱的东西，担锅挑米，纷纷逃难。大伙此行的目的，是江西藤村，“因为那里日军还没打到”。

    “一路上，大人、小孩、老人，只知道拼命地往前赶，走不动了，大伙则抬着走，因为大伙担心有一人掉队，如让日军抓获的话，会暴露整个逃亡队伍的行踪。”黄法堯回忆说，“那时候，大伙一路都不敢高声说话，惟恐惊动日军。”

    “第二天拂晓，大伙马不停蹄，终于到了藤村，暂时栖息于那里的难民营。但是，大家很快意识到，逃亡并未能根本解决生存的问题。”黄法堯说，到那里后，村民身上所带的粮食很快就吃完了，而当时国民政府给予难民的生活补助几近于无。

    “为了生存，部分村民又不得不冒死重新返回村里。而一些不愿回村的难民，偶尔也被迫回村取粮食，然后再走。而村民们这种逃亡求生的方式却惹怒了日寇，只要一发现村民们偷偷回来取粮食，便拉去残杀。”黄法堯对自己堂叔遇难的情形，至今仍历历在目。那是流落至江西后，因无食物充饥，走投无路之机，一天深夜，黄法堯时年50岁的堂叔黄朝建不得不携带自己儿子连夜潜回村里拿粮食。不幸的是，当两人刚回到村里，便被驻扎在沙井杨村的一伙日军团团围住。“我堂叔及堂兄等一干人被日军拉到位于金鸡村白坟坡的一处空地（今金鸡驻军油库附近）后，即被日军用刺刀活活刺死。”

    而令黄法堯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日军于民国二十九年夏历元月二十八日晚（1940年3月6日）的一场大屠杀。那时，乡亲们收藏粮食之后，便扶老携幼，举家逃至山中，由于带的粮食有限，没几天，山上的村民便断了粮。而为弄到粮食，乡亲们便密定冒死下山取粮。那天，天黑之后，乡亲们便分批回村。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时到半夜，当乡亲们拿到了粮食欲走出村子时，驻守在柴子、金鸡哨卡的日军突然发觉，一阵机枪扫射过后，气势汹汹的日军便从四面包围过来，强行抓走了三十多人。待日军将这三十多位村民押至金鸡村白坟坡那块空地后，立即架起机枪狂扫，致使三十多位村民全部遇难。“这就是日军制造的‘一·二八’大屠杀。”在这起大屠杀中，死人最多的是沙井杨村杨炳生一家。当晚，仅他家就被日军抓去7人，其父杨曾华、哥哥杨济帮被拉到柴子渡口同其他15名难胞一起，被日军用一条绳子五花大绑起来，然后用刺刀推到邕江里，开枪全部打死。杨炳生还有两个堂兄，日军抓去做拉夫后杀于白坟坡，其二婶娘杨邓氏，到地里挖红薯时竟被日军当作活靶子开枪打死。当时，杨炳生全家一共16口人，不到一年就被日军杀害10人，其中两个叔叔家全被杀死。

    对于日军的罪行，黄法堯老人还向记者指出了其亲眼目睹的罪证。一天，驻扎在沙井杨村的日军到江西锦江村抢劫，回来后，这伙日军浩浩荡荡地将27名男子抓了回来。“人群中老老少少，日军将他们抓回来后，即把他们赶下位于今金鸡村火车站段的邕江里，当时天寒地冻，冰冷的江水淹过他们的腹部，但毫无人性的日军仍用机枪向人群扫射，27人全部遇难。”

    而最令黄法堯难过的，还是自己亲人遭残害。一天，日军向沙井乡三津村进犯。该村的11个农民见无恶不作的日军又来抢劫，便纷纷躲避，以免遭其害。结果，被日军抓到三津小学用刺刀活活刺死。“当时，我姑丈就在其中。”黄法堯说。

广大民众奋起反抗

    据战后统计，日军入侵后，仅就沙井乡乐贤村而言，当时整个村子有一百多户人家，共六百多人，几乎每一家都有亲人被拉夫或被侮辱或被杀害，其中岭头坡被日寇侮辱的妇女几乎占一半，整个村子被日军杀绝的有6户，被拆烧房屋68间，抢走稻谷1.5万斤，耕牛六十多头，猪七十多头，农具衣被不计其数。另有12户人家逃荒要饭流落他乡，12户为生活所迫卖儿卖女，被拉夫下落不明的有3人。

    “对于日军的暴行，乡亲们恨之入骨，在邕宁、沙井等地，群众纷纷组织起来抗日自卫。”黄法堯告诉记者。他至今仍记得自己在邕江边发现日军尸体的情形。“当时，我在村边看到驻扎在金鸡的几百名日军突然分乘7艘大船往邕江上游逆流而上。一个星期后，日军抓了很多人回来，但同时，我们在江边发现有好几十具日军尸体漂流而下。后来，我们听说日军在江上行船时，遭遇上游游击队的袭击。后来，日军返回到村里后，纷纷下江打捞其同伙的尸体，后运至杨村日军据点焚烧。”黄法堯回忆道，1940年初，邕宁县的游击队经调查知道有将近两百名日军驻扎于金鸡村柴子角，便欲进行突然袭击。“一天深夜，我们在村子里休息。突然闻到柴子角的日军据点枪声大作。事后我们知道，原来是一百多名游击队员突袭日军据点，当时共消灭日军几十人。”

    其实，早在1939年，日军初犯沙井乡时，便遭遇当地游击队的重挫。1939年12月16日，驻在亭子的十多名日寇到沙井乡新村（今同乐村）抢劫，途中遭埋伏于此的沙井乡游击队狠狠打击，使其4人受伤，最后落荒而逃。

昭示后人勿忘国耻

    “日军在我们乡里横行作恶了半年之久，1941年，日军撤走后，曾遭日军蹂躏的村民纷纷回村，欲找回当时日军来犯时遭日军杀害的亲属的尸体。”黄法堯老人向记者回忆道，“但结果却令大家大失所望。”

    老人回忆说，当时由于时间跨度较大，村里被日寇残杀的乡亲的尸体，根本无法辨认。尤其是在金鸡白坟坡上，当时找到的尸骨堆积如山，村民们根本无法辨别哪具是自己亲人的尸体，“哪怕明知自己的亲人就是在那块弹丸之地被日军所杀，但也无法确认哪具骨骸就是自己亲人的尸骨。因为发现的尸骨真的是太多了。”

    “正因为收殓时许多骨骸零散不全，姓名无从查究，又因白骨不计其数，当时乐贤村北淮坡一位叫做黄海山的老师便提议，在黄章岭挖个墓穴，将所有的骨骸全部合葬于此。”黄法堯说,这一建议立即得到大家的赞同，众乡亲纷纷捐资，在黄章岭挖了个长、宽、深均两米多的墓穴，将遭日军残害的村民及难民们的遗骨合葬于此，并将沦陷前后死难义胞中知道姓名的85人的名字铭刻于墓碑中。由于葬于此墓的白骨多到难计其数,且姓名无从查究,故人们称此难民坟为“千人坟”。

    黄法堯老人告诉记者，自“千人坟”建立以来，平日里，当地居民及附近群众均纷纷前来拜谒，以悼念在此惨遭日军残害的同胞，同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尤其是到了解放后，拜谒‘千人坟’的各界人士更是络绎不绝。仅我自己一个人就接待过三十多万前来拜谒‘千人坟’的人。在1962年的一天，仅一天时间这里就有一万多人次来祭拜‘千人坟’……”1996年8月，南宁市政府将“千人坟”定为南宁市文物保护单位。

    采访结束时，黄法堯老人这样对记者说：“‘千人坟’，见证了日军的暴行，见证了一段血淋淋的历史，它昭示后人，勿忘国耻！”

“千人坟”写入历史。

当年南宁城郊军民抗击日军战地示意图。

每次回忆起当年的血腥一幕，黄法堯老人激愤之情总溢于言表。

黄法堯老人向本报记者讲述当年自己的亲身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