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梁姗 曹植勤

    随着“石铲遗址”的出现，“石铲文化”的提出，引起了越来越多国内外专家的关注：石铲产自何处？有何功用？大量的石铲放在一起有何用途？独特的摆放方式有何用意？专家们将石铲与百色旧石器年代、铜鼓王、花山壁画、柳江人及巨猿头骨之谜并称为广西考古六大谜团，同时也有专家表示，石铲是文物，对研究南宁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对于群众而言，收藏价值不大。

谜团一：没有记载的石铲文化

    “石铲是在解放后才被正式发掘的，在此之前对石铲这一文物史书里没有记载。”广西博物馆研究馆员、信息资料研究部主任郑超雄告诉记者。郑超雄回忆，上世纪50年代广西组织第一次文物普察时就有农民送来石铲石器。1979年，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对隆安县大龙潭遗址进行了发掘，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石铲遗址，面积有5000平方米，在已挖掘的820平方米内共获231件石铲。郑超雄当年虽然没有参与大龙潭遗址的挖掘工作，但他也曾挖掘过多处石铲围坑。“在此后的研究工作中，我们翻阅了国内外所有历史资料，却没有发现关于石铲文化的只言片字的记载。这是大石铲的一大谜团。”

谜团二：匪夷所思的石铲来源

    郑超雄告诉记者，到目前为止，发现这种石铲的地点已达110多处，主要集中于广西南部地区，学术界称之“桂南大石铲”。其中左右江和邕江交汇的三角地带是石铲分布的中心，从这个中心地带向四周辐射，东至玉林、北流、容县、贺州，南到合浦、宁明、凭祥，西至靖西、德保，北到河池、柳州、贺州，遍及30多个县市。在广东、海南等地以及越南的广宁也有零星发现。郑超雄说：“可以肯定的是，左右江和邕江交汇处这个三角地带就是以大石铲为代表的一种原始文化的大石铲分布中心。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我们至今都没有发现石铲的生产加工地点。石铲多是用页岩制成，但这种材料在大龙潭附近却很难找到。石铲究竟从哪来，如何加工，仍不得而知。”

谜团三：奇特的式样

    在已出土的大石铲中，不少是朴实的铲形，不难判断其为当时的耕作农具。另一些束腰且有短袖形花肩的石铲，双肩出齿对称均匀，制作之精，加工之美，远远超出使用价值，那么又有何功用呢？

    郑超雄猜测，大石铲是一种木石复合式的生产工具，在铲体上加绑木柄，可翻土、平整土地。大石铲的大量出现，表明南宁地区原始农业的发展及耕作技术的进步。在使用过程中，因石铲作用巨大，受到人们的崇敬并把它神秘化，农业祭祀时直接摆设这类生产工具，用以祈年、拜日、报天，向大地祈求更大的丰收。但到后来，祭祀用的石铲从生产用的石铲中分化出来，被制作得越来越精致美观，以致最后脱离生产实际，成为完全不能使用的象征物品。

谜团四：独特的摆放方式

    2000年，自治区博物馆原馆长蒋庭瑜陪同一位香港来的考古学者来到隆安大龙潭遗址考察，发现路边有一处石铲露出现象。他们马上用手掏挖，剥离出4件并排而立的石铲。石铲刃部一致朝天，因为有些露出地面，刃端已被过往行人踢掉，只剩下半截埋在土中。再掏下去，发现中间还夹有一件。“这种刃部朝天摆放的方式在大石铲遗址或围坑中相当普遍。”郑超雄介绍道，“与一般石器平放后再掩埋不同，大石铲有着自己独特的掩埋方式——刃部朝上围成圆形或方形，有的中间夹着一块平放的石铲，有的则在中央处烧火。那么，这样的掩埋方式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也许是一种祭祀方式吧。”郑超雄推断。大石铲由生产工具演变为祭祀工具，自然要用来祭祀的。而将石铲刃部朝上摆放，或许就是当时独特的祭祀方式。

石铲文化蕴意深厚

    关于石铲的年代，蒋庭瑜告诉记者：“是否从墓葬中出土，是否有陶器并存，是判断文物年代的重要参照，但在大龙潭和其他的大石铲遗址，基本上没发现其他质料的遗物与石铲共存，因此要推断大石铲的年代相当困难。”根据目前资料，曾在某西汉墓葬中出土过一件大石铲，而西汉之后的墓葬中就再也见不到大石铲的身影，由此可推西汉是大石铲流行年代的下限。而目前所发现的大石铲其中不少通体磨光，工艺精致，表明当时的石器制作技术已相当娴熟，是较为显著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风格，所以专家初步判定大石铲的年代为新石器时期。另外，区考古工作队在发掘大龙潭遗址时，曾在探方中采集木炭标本送北京国家文物局进行碳十四年代测定，结果为距今4000年左右，专家们由此断定，大石铲及其遗址的年代应属新石器时代晚期。

    郑超雄告诉记者，石铲的出现可以说明在4000至5000年以前，左右江及邕江交汇地就已经出现了稻作农业，这与有关专家在邕宁顶狮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地层作植硅石分析研究，得出该地区早在距今6000前后就已经产生较为发达的稻作农业的判断相吻合。因此大龙潭遗址的发现充分说明在当时就已出现了有组织举行的大型宗教仪式，“证明当时此地的农业发达，也说明了在4000至5000年前骆越民族就已进入了文明社会。”郑超雄说，“石铲的文化内涵是博大精深的，证明了邕江是稻作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也说明了古代南宁，古代瓯骆民族对人类发展作出了贡献。”

    据对郁江流域文化颇有研究的青年理论专家、本报副总编辑苏华清介绍：生产工具既是一种物质文化，也是一种精神文化，更是判断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桂南地区的大石铲是骆越先民为适应原始农业发展需要而发明的一种生产工具，它的产生和使用，预示着稻作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他说：“我们可以将大石铲文化、武鸣马头出土的铸造青铜使用的石范、已发掘的近700座商代战国古墓群、商代晚期牛首青铜提梁卣，以及邕江（古骆越水）郁江流域大量野生稻的遗存和遍布岭南、东南亚部分国家的‘那’‘渌’等壮语地名作一个联想，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骆越（水族）先民是我国最早创造稻作文明的民族之一，郁江及其上游的邕江、左右江流域同样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郑超雄最后告诉记者，当年挖掘大龙潭遗址时，因经费原因遗址没能保护下来，十分可惜。近年来陆续有村民发现石铲，但因文物保护意识不强没有及时向当地有关部门报告，也造成了文物的损失。“这些石铲对考古研究意义重大，但对于民间收藏却没有多大的意义。希望村民们若发现石铲等文物，能主动上交有关部门，以利于石铲文化的发掘和保护。”郑超雄如是说。

精美的石铲（资料图片）

精美的石铲（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