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骏 文/图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被称为“没有围墙的大学”的电大（广播电视大学）与自学考试、夜大、职大、函大（通称“五大”）作为非全日制的高等教育，进入了中青年一代的生活，成为恢复高考制度后又一条取得专科、本科文凭、改变个人命运的途径。

跳过高中“闯”进大专

    1965年，我初中毕业后进工厂当了名学徒工。由于自小爱读书，初中文化基础还比较扎实，参加工作后一直喜欢舞文弄墨，但因各种原因，始终与梦寐以求的学校生活无缘。1982年，我有机会调到厂工会任宣传干事，以工代干。在自以为人生得意之际，却又产生了一丝忧虑：那时许多进厂的青年都是高中毕业生了，自己还是初中“文凭”，在干部岗位上还呆得久吗？当时正值“读书振兴中华”热潮兴起，危机感令才三十出头的我决意通过读书获取文凭。我跑了许多高校求学，都因为我是初中文化的底子而落空。幸好一名同事给我提供了一个好信息——读电大。1983年9月，我终于成为广西电大区直分校南宁九中教学班汉语言文学大专专业的一名学生，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文学青年”了。这个班的前身是高中文化补习班，学生毕业后改办电大班，免考入学。我等于是跳过高中直接“闯”进了大专。好在学的是文科，我暗下决心赶上这些比我年龄还小的高中生。

比学院学生还用功

    那时，南宁市的电大学习有半脱产和不脱产两种方式，而我是属于全业余（不脱产）那种，班上也有几位如我一般“有家有计”的学生。有了电大学习的牵挂，我加快了工作效率，以便挤出时间看书，还要忍受别人的不理解的冷眼。对高等教育的热望、对系统文科知识的渴求，使我心无旁骛。我曾戏称自己是“抽屉大学”的学生：当上班没事干时，别人在聊天，而我则把书放在拉开的抽屉里看，看到领导来了，就赶紧把抽屉合上。中午休息一个半小时，我用20分钟的速度吃完饭，再用50分钟看书，只用20分钟合一下眼。

    每周上三到四个晚上的课，骑自行车去学校的20分钟路程，也成了我默记课文的时间。我是属于“焦虑派”的那种：每学期要考三到四门主课，还有选修课，每门课都有大量的知识要记。毕竟不是十几岁读初中那会儿，记忆力大不如前了，往往上午背得了，下午又忘记了，总担心记不了那么庞杂的知识。“笨鸟先飞”，我对自己说，一有时间便反复“扫描”课本，在班上，我的课本是最“旧”的。碰到妻子上晚班，我就狠狠心，把未满5岁的女儿锁在家里，自己去上课。有几次放学回来，看到女儿因为害怕而啼哭的情景，我的心里总是酸酸的。就是不上课，也在家捧着书看，面对女儿“爸爸来和我玩啊”的请求，我也狠心推辞了，心里却有说不出的难过。有时我真想不读了：“要什么文凭啊，我要女儿！”

    日日忙着学习，天天想着考试，用现在的话来说算是“应试学习”了。好在，经过一番努力，每学期考试，我的平均成绩都能在80分以上，外国文学、古代汉语等学科成绩更为突出，被班里树为学习标兵。我们的老师是南宁师范学院（后改名为广西师范学院）的华炎卿、卢斯飞、陈志强等几位资深老师。我们班上几名“有家有计”、单位工作繁忙的学生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令老师们大为赞赏：“你们比我们学院的学生还用功！”

两年考完三年课程

    在大二结束时，我们面临一个极好的机会：原来，1983年我们这个班开办时，半脱产班已经是大二了。我们是从大二课程开始学的。当半脱产班毕业时，我们才学完大二。按照上级教育部门的规定，我们尽管还没有学完大三的课程，也可以参加半脱产班的一次性补考。人生难得几回搏。我立即报名参加了一次性补考。没有课本，没有听过课程，我和同学就自己买书或四处借书自学。

    事情就那么不凑巧，正在这时，厂里要抽调几名干部去武鸣县灵马乡搞一个多月的计划生育宣传工作，我也名列其中。白天没有了“抽屉大学”的机会，晚上只好在农村简陋房屋里昏黄的电灯下，一面忍受着蚊虫的叮咬，一面捧书苦读。新学年开始了，我一边参加新一届不脱产班的学习，一边继续自学未教的课程。

    1985年12月上旬，是决定我能否马上取得毕业证书的关键日子。连续几天，我在广西电大考场参加现代汉语、写作、中国通史、中共党史四门课程共七场考试，有时一天内考两三科，中午路远回不了家，就随便吃碗粉，靠在粉摊上闭一会眼，又走进考场了。考完全部科目，我不敢怠慢，继续回班上听课，心里却忐忑不安地等待改卷的结果。20多天后，喜讯传来，在班上“够胆”参加一次性补考的几名同学中，只有我和另一名同学四门课程七场考试全部过关，且平均分数在80分以上。只用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我就考完了三年的课程，跟随着八二级的半脱产班提前毕业了。拿着鲜红的毕业证书回到家，看着满书柜的课本，心底涌出一股失落：就要离开心爱的电大班，离开友好的同学了。

电大助我走成才路

    能系统地学习高等教育的知识，确实使我受益匪浅。在大二期间，我参加了转干考试，借助于电大学到的知识，我在转干比例为3∶1的情况下顺利地转为国家干部。在读期间，广西电大曾想把我调去当电大班的班主任。电大毕业后，市政府有两个部门都要把我调入，最后我如愿以偿，成为一名国家机关公务员，从事了自己喜欢的文字工作。之后，广西电大还邀请我向在读的电大学生介绍学习心得。

    我的许多同学也和我一样，从电大起飞，找到了称心的职业或岗位。我的同学黄启锷从一个厂的秘书考入报社，成为了一名笔锋犀利的记者。邓其新从一个厂的党办主任调到市委办公厅，一路走来，也获得了事业上的新成就。有的同学学无止境，还继续攻读新闻、经济等其他专业，获得多个大专文凭，有的甚至还获得本科文凭，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屡有建树。

    时过二十多年，至今我仍感谢国家开办了“五大”，使之成为高等教育一种有力的补充，让我们有了更多的学习机遇。

笔者与同班师友的毕业合影。（站立者右起第七人为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