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 林爵栋    图/文   刘丕展  王宗骏

    缠足，南宁人俗称“扎细脚”，也谓“三寸金莲”。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可能对之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殊知，缠足是旧社会封建伦理观念强加于广大妇女，令她们身心蒙受摧残的一种可怕、可憎、可耻、可辱的陋习。从古至解放前夕，缠足之风风靡全国，南宁亦然。据解放后第一部《邕宁县志》记载，清代，在宣化县县城南宁，不少官家豪富的妻女追求所谓“三寸金莲七寸腰”的时尚，在幼年时使用长布缠足。也有不少北方“细脚”妇女因社会变迁，生活变动，不远万里来到南宁。如今仍生活在南宁的细脚老太已稀少难寻，她们是南宁缠足时代终结的见证人。

“细脚”老人   艰难人生

    在白沙大道南宁供电局生活区一套宽敞明亮的住房里，笔者见到了82岁的北方小脚老太盛淑芳。盛老太一口纯正的山东口音，行走缓慢。她是在1958年带着6个儿女跟随调到广西水电局的丈夫从山东来广西的，先后在宾阳县黎塘镇、横县校椅镇等地工作，最后落户南宁供电局。

    正颐养天年的盛老太对现在的生活十分满足：“我衣食无忧，儿女和孙辈都十分孝敬，每年过生日，他们都赶来为我祝寿，街坊邻居对我也关照……”然而，说起早年缠脚的经历，老人心有余悸。

    “真遭罪啊，长长的裹脚布把脚掌包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晚上痛得睡不着，还发高烧。一个多星期才能解开裹脚布洗一洗，一打开裹脚布，里面都是脓脓血血，脚掌肉都发臭了。包了几年脚，脚趾骨都断了！”缠足后走路极不方便，何况还要帮地主干活，老人感叹：“要不是共产党解救得早，我这小脚女人的日子还不知如何艰难呢！”

    在衡阳西路2号广西一建公司生活区里，82岁的小脚老太李桃枝正拄着拐杖散步，身板看上去还十分硬朗。和盛老太一样，李老太也是随着当建筑工人的丈夫，于1958年迁到南宁居住的。李老太同样对缠足恶习深恶痛绝，她回忆，6岁时缠足，大人先把她的脚掌捏紧，再用七尺长的白棉布缠上。“缠好后，还要穿上特做的布袜子，才能穿上鞋。刚缠足的几个月，经常发烧，脚痛了也不敢哭，眼泪只能往心里流。几天才能解开用暖水洗一次脚，擦干后再抹上明矾，让脚干燥。”穷人家的孩子要帮家里干活，除了水田不能下，其他农活李桃枝哪样都没落下，颠着小脚挑担、纺纱织布……1938年，李桃枝13岁，日本兵来了，“为了逃难方便，我解开了裹脚布，此后就再没缠上，但7年的缠足痛苦我是终身难忘。”

    解放后，李桃枝和当时的许多妇女一样，满怀建设新社会、新生活的热忱，加入了劳动大军。尽管脚早已变了形，但她仍坚持做着各种体力活，“我不愿在家里吃闲饭，只要是工作，我什么都干，当过广西一建公司的仓库保管员、装卸工、运输工……”

    上世纪50年代就生活在南宁的黄淑明老太是广西贺县（今贺州市）人。这位出生于清末富裕之家的老人从6岁就开始缠足，之后一直走路蹒跚，她曾抱怨道：“缠足后，感觉整个世界的地面都不平了！”老人家在上世纪90年代初去世，但缠足带来的身心损伤影响其终身。

    这三位老人，是中国缠足妇女的一个缩影。但她们又是不幸中的幸运者，更多缠足妇女命运更为惨痛。如康熙五十三年（1714）九月八日，沙街（今解放路）被火焚千余家，1919年邕江水面艇筏失火，殃及附近船只及岸上三元阁街民房屋几十间，都有缠足妇女因行走不快而活活被烧死，故旧南宁有“火烧沙街娘出阁”的话流传。再如1939年11月，南宁沦陷，细脚女人“走日本”（南宁白话，意为逃日本兵之难），大都因缠足逃跑不及，遭受到日军禽兽的蹂躏和杀戮，其惨状难以描述。

 两粤莲风   全国之冠

    我国缠足始于何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相传，南唐后主李煜，让其能歌善舞的宫嫔窅娘，以丝帛缠足起舞，众人称绝，谓有“回旋凌云”之姿。北宋时，教坊乐籍之中，始有女子仿起缠足，渐渐影响民间。到南宋，虽偏安一隅，但统治者照样“歌舞升平”，缠足之俗继续蔓延，由舞蹈要求异化为女子审美的一条标准，仿效之风渐盛。“凌波步小月三寸，倾国貌娇花一团”，人们竟以缠足女为“美女”。《听雨丝话》一书所说，妇女脚大是要遭人讥笑、岐视的。据盛淑芳和李桃枝老人的追忆，她们的母亲也曾亲历裹脚之苦，但折服于社会守旧势力的淫威，又违心地将缠足的苦难延续给女儿。缠足时先好言相诱，到强行逼使，如狼似虎，鞭苔相加，后又语温意挚，教授纳鞋绣面，真是矛盾之极。“母以为耻，夫以为辱，甚至亲串里巷，传为笑谈，女子低颜，自觉形秽。”缠足畸形美、病态美观念到明、清时代，特别是晚清已成为全社会的女性美观念，深入到穷乡僻壤，成为一种社会性的病态。清光绪年间余知趣在《缠脚图说》中说：“中国各省妇女缠脚，广东为最小，四川次之；湖南、湖北、山东、山西又次之；江南全地惟江北则著名小脚。”署名为“报癖”的莲迷在《东莲新语》中说广东、广西“两粤莲风，缠则二寸，务期小无可小，不缠则赤极大脚。该地金莲之小为全国之冠，长度一般不盈三寸。”可见缠足陋习之烈。20世纪前夕，即使在风气已经相当洋化的上海滩，“三寸金莲”照旧大行其道。1907年，南宁正式开为商埠，广东和北方商贾之妻女有不少缠足者，她们随夫到南宁生活，加上原先本地的缠足妇女，缠足妇女不少。

社会革流    难除恶习

    缠足之风愈演愈烈，为了制造一双所谓金莲，真是殚思竭虑，手段及其残忍。更有甚者足小可以立于碟中，成为不能行走移步的”抱小姐”。这种缠足损伤妇女身心健康，造成社会负面影响，已被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所以历史上时有反对之举。

    据《万历野获编》载，在明代宫中，“凡被选之女，一登籍入内，即解去足纨，别作宫样。盖取便御前奔趋，无颠厥之患。”这是有关妇女“放脚”的记载，但也仅为“便御前奔趋”，更好供统治者使唤而已。

    历史上第一个禁止缠足的皇帝是康熙。康熙三年（1664），他下令“若有违法裹足者，其父母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议处；兵民交付刑部，责四十板，流徙；其家长不行稽查，枷一个月，责四十板。”“放脚”之风蔚然一时，但在封建守旧势力的顽抗下，康熙七年被礼部奏罢，裹足之风又蔓延开来。

    清改良派代表康有为对缠足深恶痛绝，斥为“折骨伤筋，害人生理，谬俗流传”，不但不为自己的女儿缠足，而且立志改革禁止之。他成立了“不缠足会”，将禁缠足当作变法维新运动中的一项政治措施来施行。得到光绪皇帝的恩准诏示，开了全国禁缠足运动的新风。

    太平天国也曾经颁令禁止缠足，可惜随着革命的失败而告终。1900年2月，由台北中医师黄玉階发起组织，成立天然足会，会员有达1690人。辛亥革命的风暴，猛烈地冲击了缠足陋习，1912年3月5日《时报》上，有人描写了革新后的社会潮流说：“……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缠足陋习开始在全国崩溃。直至新中国成立，砸烂旧社会一切反动事物的革命取得胜利，才最终彻底地将缠足陋习及其带给国人的精神枷锁扫荡殆尽。

    缠足老人   晚年幸福

    解放前，作为南宁政府设置民政科，任务之一便是对风俗习惯进行调查、纠正和改良，对缠足之风也劝阻、制止。旧南宁也曾有北门孤独院收养过一些无依无靠，生活无着的人群，其中缠足妇女也有一些。

    南宁解放初期，市政府社会科（后改称民政科），对类似缠足之类的陋习予以改进和取缔。当然，政策针对的是事而不是人，对遭受缠足之苦的妇女并无歧视、刁难之意，而更多的是人性关怀和帮助。1950年，政府对包括缠足妇女在内的无工作无收入、无依靠、无法维持生活的弱势群体，一视同仁给予救济。当年发放救济款达9.20万元，粮食21.68万斤。1951年，市政府设立市生产教育院（今市社会福利院前身），保障老弱病残、鳏寡孤独和失去劳动力的缠足妇女的生活、健康。1956年后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市民政部门大力抓兴办福利厂，组织群众生活自救。投资兴建砖瓦厂、豆腐组、腐皮厂等及大批街道生产小组，也力所能及地安排缠足妇女就业。前文提到的缠足妇女黄淑明老太就参加了设在民生路的“光荣线厂”生产劳动。对无法参加就业生产、生活确实困难的缠足妇女，则予以临时或定期救济。

    随着祖国的繁荣富强，思想解放，南宁的缠足妇女更是备受政府和人们的关怀。在福建园小区供电局宿舍，楼上楼下的邻居对盛淑芳这位北方阿婆十分友好，经常帮她做些力所不及的事情，陪腿脚不方便的她聊天、散步。敬老节时，单位领导都到她家里慰问。笔者在采访李桃枝老人时她也再三提到，不光是儿女对我好，邻居也很好相处，她们经常陪我到处聊聊、走走，可亲热了。南宁的缠足老人既无近患，更无远忧，正过着舒心赏目的晚年生活。

    一双缠足从历史中走来，踏行在旧南宁的街巷中，踏行在美丽绿城的大道上，从那细小的脚印中，从那蹒跚的步履中，从那悲喜两重天的对比中，人们看到了在历史长河中广大缠足妇女的苦痛与悲酸，以及旧时代的愚昧和残忍；看到了新社会对缠足妇女的无限关爱和呵护，更感受到了新时代的自由幸福多么珍贵。

盛淑芳的幸福晚年。

李桃枝诉说缠足苦痛。

  旧社会的缠足妇女。（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