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大任

    穷富都过年。我的理解是，春节是中国人心中的一道坎，每个人每年都要认认真真地迈过去，敬畏而绝不含糊。这道坎不只是新旧的分水岭，一个希望的结束和一个希望的开始，更是文化层面上一个神圣的类宗教仪式。如此掂量掂量，我们手里的春节，是一个有重量的沉甸甸的佳节。

    在中国文化结构里,我们可以看到春节的文化元素，其中春联是我们常见的。梁实秋在讲到对联时说：“春联最没意思。”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的理解是，因为春联始自明太祖。有一年除夕之夜，明太祖突然心血来潮，下了一道圣旨，要求“帝都金陵，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一夜之间，全城楼台豪宅添色，蓬荜增辉，显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可谓朱元璋的一项“政绩工程”。再就是“仓促之间，奉命制联”，不相信能有好的作品！而且到后来，只有“蓬户瓮牖”的普通百姓才热衷于贴春联过年，“给颓垣垩室平添一些春色”。梁实秋是教授，从梁先生自己的立场来说自然是有道理的。不过，这反而给我一个信息，就是春节文化已从高层浸透至乡野。我和我哥都读高中以后，父亲每年春节都叫我哥写春联贴上大小门，临时给旧屋黑房“添新”。有一年，我哥远谋，春节未回，我因嫌我的字“马瘦毛长”拿不出手而没写，母亲就说：“家里有识字的人，没有一副对怎说得过去？”在她看来，贴一春联就是“诗书之家”了，至于字好字差，内容如何都无所谓了。

    杨白劳过春节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故事。黄世仁无尽的盘剥，让杨白劳和他的女儿喜儿在除夕夜除了拥有“富裕”的寒冷外两袖空空。望着冷灶冷锅，似乎这个春节是无法过了。但是不，穷人自有穷人的办法。杨白劳“倾囊”卖了一段红线头藏在身上，躲过了黄世仁和他的狗腿子的搜查，送给喜儿。这红头绳成了他们唯一的年货，可他们都很高兴。喜儿得到了红头绳，也就是得到了父亲的爱也感到了父亲的爱，所以她高兴；杨白劳得到女儿的快乐也感到了女儿的快乐，所以他也快乐。在这个特殊的节日，他们没有理由不幸福，没有理由不感到富有。

    有一年还没到小年，村里开始发鸡瘟，到除夕前全村大小鸡死个精光，而父亲所能得到的“白条”猪肉有限(人家不能十斤八斤地赊给呀，尽管父亲很守信)，怎么办？父亲就跟与他一样过年陷窘境的叔伯商定，大家凑足一头猪的钱，到山里的农户家买头肥猪杀了平分回来过年。从我们这里到山里农户，要翻几个山梁，且都是羊肠小道，猪价比外面便宜将近一倍，这样可以花最少的钱买到最多的猪肉。从除夕前一天我父亲他们就出发了，到除夕夜我们都准备睡了，父亲才回来，一看才四五斤猪肉，且大多是“中峰”(三夹肉)。原来，他们去的人太多了，杀了头猪一分下来，每人就只分得这么点了。不过我们都很高兴，睡意早抛到九霄云外，煮了肉重新吃了年夜饭这才甜甜地睡去。在依稀中，我听到我妈责怪我父亲说，为了几斤肉烂了一双鞋不值得；父亲说怎能这样说呢？鞋总会烂的嘛。我知道，为这些肉，父亲还付出了比钱更珍贵的力气和爱。

    几年前，家乡有几个到广州打工的青年，春节前买不到回家的火车票和班车票，也雇不到包车，一气之下，跑到机场买张飞机票打“飞的”回家。这样千方百计回家过春节，到底为哪般？我想，绝不是一句“每逢佳节倍思亲”那么简单！